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让数字产业赋能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深刻变革全球生产组织和贸易结构,重新定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面重塑城市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上海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城市数字化转型包括生活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其中,经济数字化可以说是上海“十四五”时期的一个主攻方向。
并非局部信息化
经济数字化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主要产业有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业等。产业数字化特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和利用数据资源带来的产值增加、效率提升。
大致可以说,产业数字化是数字产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在数字产业化上升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够全面推进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创造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发展效率。
2019年,数字经济对上海经济的贡献率占到67.7%。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无接触经济”进一步带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其GDP占比一举超过了5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数字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源泉。
事实上,我国人口众多、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迅速,蕴含着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让数字产业赋能产业数字化发展。
2019年,上海产业数字化GDP超过了1万亿元,首次超过数字产业的增加值,表明数字经济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下一步,要提高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应当着力解决中小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难题。
第一,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缺乏优势。
调研显示,一些中小企业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数据采集率低、产业化协同困难,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相对不足,这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短板。
第二,中小企业“不敢转”“不会转”问题仍然存在。
产业数字化转型并非局部信息化,而是系统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现实中,一些中小企业利润水平不高,很担心资金回报的不确定性。即使想要数字化转型,从何入手、怎么转也是需要审慎研究、科学研判的。
第三,数字化转型人才的短缺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瓶颈。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快速崛起,尤其是生活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在数字经济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于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本身面临着数字化人才的短缺,又要面对大型制造企业对数字化人才的虹吸效应,更加重了数字化人才的紧缺。
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
帮助中小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协同和精准施策。
第一,梳理与整合已有产业数字化政策和科创扶持政策。
比如,将产业数字化政策明确纳入科创扶持政策,并积极落实和优化相关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措施,将政策优化面逐渐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第二,推动头部平台企业赋能中小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就制造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载体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上海不乏工业互联网国家示范平台及相关跨领域、跨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些头部平台初步具备产业数字化的强大能力,如上海宝信软件、上海电气数科、海尔数科等。在这一领域,上海还不乏一流的外资企业,如西门子、IBM等。
如何使这些头部平台企业赋能中小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推进头部平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辅导与培训,并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小企业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
第三,加速搭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有必要积极推动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基地。
比如,可细化实施补贴核心企业等措施,利用产业园区等渠道搭建应用推广平台,如G60产业园、临港和张江产业园等。
在数字化转型初始阶段,由政府搭建平台,促进头部平台与潜在客户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性,推动数字化需求方和供给方有效对接,可有力降低中小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第四,注重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融合。
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可进一步提高产业数字化的效率。前期,上海在功能性研发平台上有系统规划,也投入了不少资源推进消费互联网平台建设。但客观而言,我们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工业互联网和上游功能性研发平台、下游消费互联网平台还没有完全联通整合。
下一步,要着力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融合。产业链上游有功能性研发平台,下游有消费互联网平台,中间有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平台功能、创建平台链将进一步降低整体数字化转型成本。
(作者:顾晓敏,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嘉宇